任何標記指示都應與疾病進展有關

盡管有一些例外，比如前列腺癌的tramp模型。但相比原位移植瘤而言，轉基因模型的轉移概率較低，并且周期較長，這些都限制了基因工程模型的應用。Hoffman和ChamberS開創性地進行了一項尖端性工作，他們用熒光標記腫瘤細胞和基質元素，應用高分辨率光學，發明了一種新的模型，其中的侵襲過程，及其在組織結構上產生的變化，都可以被實時監測同樣地，熒光素酶標記腫瘤細胞的使用提高了監控疾病進程能力。

這些模型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定義有關轉移級聯的一些原理，并且細化了對潛在抗侵襲藥物的評估標準。骨骼和腦的轉移模型盡管并不適用于篩選級聯反應，但它們確實為研究新藥對疾病進程特殊方面的影響提供了機會。總之，盡管很多體內模型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了腫瘤的侵襲和轉移，但仍然需要更加貼近臨床疾病的新模型，例如微小殘留腫瘤或靜息微轉移灶腫瘤模型。

臨床發展的挑戰，除了第I期到第m期的臨床試驗進展過程，贊助機構衡量試驗進展的決策標準是，擁有更足的信心獲得成功的藥物注冊。對于抗侵襲藥物，早期的機制依據（PoM）與第一階段耐受劑量的選擇，共同為藥物對預期靶點的抑制提供依據，這種靶點可能正好在腫瘤組織內，或在正常組織內出現替代性機制。

出國看病怎么辦理？詳詢愛諾美康，PoM支持試驗進展到第n期，在這個階段里，抗侵襲行為的生物標記指示的使用，應與一些有關疾病進展的可測量因素聯系起來。依次地，一個成功的PoP會試驗，更大的第n階段注冊試驗的一些風險，以證實概念依據（pｏc），即一種抗侵襲機制可使患者在臨床上顯著受益。

盡管抗侵襲藥物從PoM到PoC的進展，在本質上與所謂的抗增殖藥物沒什么區別，但選擇合適的患者人群對證實臨床上的有效性十分關鍵。傳統的預后評估方法，早期臨床作用很大程度上根據既定的實體瘤的療效評估（RECIST）標準來評估，在這個標準里，腫瘤收縮是主要的治療目標。盡管RECIST標準已作過修改，但臨床預后的評估依舊，將腫瘤收縮作為患者存活的替代指標。

在針對腫瘤侵襲的治療案例中，諸如進展時間（TTP）這樣的臨床終點是，更能反應臨床效果的評估指標，尤其是在臨床前數據、未顯示有預期的腫瘤收縮 的情況下更是如此。正如我們之后所要討論的，在某些疾病情況下的TTP，可能為證實對患者的療效提供了機會，這點可使抗侵襲性腫瘤細胞行為的藥物更易通過注冊。

早期抗侵襲臨床試驗的經驗，在20世紀的后幾年，進行的一代MMP抑制劑（MMPIs）ID期臨床試驗的失敗廣為人知，這引起了人們對新興的抗侵襲藥物臨床發展的普遍優慮。不過，應該考慮導致這些項目失敗的真正原因，尤其要盡快拿出會阻止這些失敗的新舉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