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買房不買車 我陪老爸赴美治療前列腺癌

我的爸爸，今年62歲。2015年底，在杭州醫院體檢時發現TPSA輕度升高，F/T比值下降，指診和前列腺超聲未見異常。但2016年10月我陪他再次復查TPSA仍然是輕度升高，F/T比值下降一半以上，為0.06。這次我們不敢掉以輕心了，馬上預約了復旦腫瘤醫院，醫生告訴我們在診斷前列腺癌方面，F/T比值下降的意義遠遠大于TPSA升高，而且只有經直腸的超聲或盆腔MR才更為準確。這是我才感覺到即便是上海和杭州這么近的距離，兩家醫院的差距也顯而易見。三天后盆腔MR結果提示1.3厘米左右腫塊，可疑前列腺癌。我自己也百度了很多資料，即使診斷前列腺癌，但是畢竟不像肺癌、胰腺癌那樣惡性，我一直安慰著老爸。而且也抱有些許幻想，也許是醫生誤診了呢？

但隨后的前列腺活檢卻帶來了非常不好的消息，病理診斷為前列腺腺癌，侵犯神經束，Gleason評分5+4=9分，屬于前列腺里面惡性程度超高的那種。為了減少痛苦，之后2016年11月底老爸在上海接受了機器人輔助腹腔鏡前列腺根治性切除術，術后病理診斷為pT3N0M0, 分期為IIIC期。由于癌癥惡性度高，術后一個多月，老爸又接受了輔助放療，并開始康士得+諾雷得的內分泌治療。3個月后的復查TPSA也降到了0.02，F/T比值＜0.01，睪酮也控制在了理想的1.7nmol/L以下。此后每月陪他復查成了我的必修課，也成了老爸的命運大考；好在每次結果都顯示正常，逐漸讓我和老爸的心情放松了下來。我們雖然不屬于很富有的家庭，但憑著老爸多年的生意，家境也算殷實，老爸也開始盤算著給我買房、買車，敦促我趕緊嫁人。

不幸的是，術后一年多，2018年2月老爸出現了后背的持續性疼痛，復查PSA、雄激素再次升高，骨掃描也帶來了極壞的消息，多發骨轉移。老爸開始接受了多西他賽的化療4個周期，但除了遭罪并沒有取得好的效果。之后專家又給予了阿比特龍+強的松的治療方案，并用唑來膦酸控制骨頭的破壞。

3個月后的復查顯示雖然沒有好轉，但腫瘤處于非常穩定的狀態，我也一直對老爸說“不再嚴重就好，沒事沒事，很多人都能帶瘤生存呢”。但2018年11月阿比特龍耐藥了，病情再度進展。專家建議我們外購恩雜魯胺試一試，直到查詢這個中國沒有上市的藥物時，我才豁然開朗，為何不帶父親去美國看一看呢？

一開始老爸說什么也不同意去美國，覺得沒什么兩樣，我拿杭州和上海也有差別“有力”說服了他。然后又說要給我留著錢買房買車，我說錢可以掙，房子可以小一點，沒了你，要房要車又能怎樣；在他各種推諉下，我拿出了殺手锏“不去美國，我就終身不嫁”。老爸終于服軟，被我用小脾氣架上了赴美的道路，盡管連我也不清楚這個決定是否真的正確。

在美期間，我們住的愛諾美康公寓（步行10分鐘即可達醫院）

2019年1月，我們在一個機構的幫助下來到了位于美國南部的休斯敦，選擇這里其中一個原因也是老爸有個好朋友在達拉斯，我想讓老爸更容易適應。來美國的第三天，我和老爸就見到了預約好的主治醫生W教授。W教授肯定了老爸之前接受的治療，并安排了影像和抽血和骨活檢。“不是已經確診了嗎？”帶著這個疑問，W教授向我解釋，因為有20%的前列腺癌患者會發展為新的腫瘤類型：比如神經內分泌瘤，父親多種方案迅速耐藥，更是高度可疑是病理的變化。隨后的骨活檢驗證了W教授的判斷，病理顯示：神經內分泌瘤，教授給出了依托泊苷+順鉑的化療方案，并給予地諾單抗控制骨的破壞。

隨后我們在美國接受了4個周期的化療，治療期間老爸的骨痛的癥狀慢慢減輕了，不再需要吃止痛藥。安德森癌癥中心的化療一般都是門診化療，化療地點在Mays Clinic大樓8樓。每個人的化療是在一個獨立的房間進行，有床、電視，就像一個單人病房。一個病人一個房間很好的保護了病人的隱私，也能讓病人能更安心治療。考慮到部分患者化療時間比較長可能會錯過餐點，所以在化療結束后患者和家屬可以直接在醫院點餐，餐點包括各種口味的三明治（包括雞肉，金槍魚肉等），水果汁有蘋果汁、芒果汁等，還有牛奶和其他飲料，這一點也非常人性化。治療3個月后的復查顯示多發骨轉移病灶好轉了30%，獲得了初步的緩解。之后我們繼續在休斯敦治療了2個多月，老爸狀態也越來越好，也去達拉斯探望了老友。W教授也建議我們回國鞏固治療即可，并給出了后續的方案。

2020年2月，我和老爸已經回國半年多了，復查顯示他的骨轉移數量和直徑均好轉了一半以上，生活沒有受到很大影響，在和醫生的后續郵件溝通中，W教授也不厭其煩的給了我們很多的治療建議。老爸說現在該到了我兌現諾言的時刻了...